票据诈骗罪会涉及到三个犯罪数额：实际诈骗所得的货值金额，双方约定的合同标的额，出具票据的的票面金额。实践中的据以定罪量刑的数额是实际诈骗所得的货值金额，这一点在金融犯罪座谈会纪要里有明确定规定，应该不存在争议了。但实践中仍然有把票面金额作为票据诈骗罪量刑数额的判例，并把票面金额之外的诈骗财物数额另外认定为合同诈骗罪，实行数罪并罚。这都是错误的。
    一个行为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评价，只能判一个罪，不能定两个罪。由于构成票据诈骗罪往往都同时构成合同诈骗罪，根据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，通常情况下票据诈骗罪的法定刑重于合同诈骗罪，因此都是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的。
    但无论以那种犯罪定罪处罚，这两种犯罪在认定认罪数额的标准上，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以实际诈骗所得的数额为定罪量刑数额。这里择一重罪，在被告人实施了多宗诈骗的时候，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比如，这多宗诈骗里面，有的使用了票据支付，有的没有使用票据，这时候是按每一宗去比较轻重，再确定适用的法条，还是按照总的诈骗数额比较轻重，再确定适用的法条？按照前者得出的结论是数罪并罚，按照后者得出的结论是一罪，不存在数罪并罚的问题。虽然按照后者处理可以化繁为简，但是却违背刑法基本原理。因为择一重罪的目的是解决适用的法条问题，也就是用哪个法条来对行为定性的问题，这里对行为的定性是指对同一行为的定性，或者是对性质完全相同的的多个行为的定性，如果行为性质本身并不相同，那么用哪一个法条来勉强统一定性，都注定是错误的。正如三个人一只狗一样，既不能说是四个人，也不能说是四只狗。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可分性原则来处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被告人实施的多宗诈骗，有的用票据支付，有的没有用票据支付，每一宗诈骗都是独立的、可分的，那么就对每一宗分别确定适用的法条，然后数罪并罚；如果这几宗诈骗是不可分的，就作为一个整体，按照总的诈骗数额确定应当适用的法条。比如，被告人在一个合同项下对同一被害人实施多宗诈骗，其中有的用票据支付，有的用现金支付，具体票据支付的是那笔欠款，现金支付的是哪一笔欠款，很难分清楚，只知道被告人仍欠货款800万元，这时可以用这个总诈骗数额选择适用的法条。此外，即便是针对同一被害人诈骗，但哪一宗是用票据支付，清晰可辨，仍然不能以总数选择适用的法条。